困惑，我的1977

1977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基本结束了，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提出的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“左”倾错误理论还没有彻底清除，华国锋在任时提出的一些政策和口号，依然含有很强的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左的味道。
1977年工宣队在年底撤出了学校，而在我毕业前，基本上已见不到他们了。虽然1976年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，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。但动乱年代读书无用论的影响，和业已形成的一种散漫惯性，还有基础知识的匮乏，关健是我的厌学情绪越来越严重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临毕业最后一年中的冲刺时，已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了。1977年高考，我们学校近300名应届毕来生，只有一名同学因物理成绩是地区第一名，而破格录取进了长春邮电学院。而其它同学，成绩好的考上了中专，还有几个考上了技校。
1977年那时对于城镇毕业生来说，还坚持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下乡政策。由于学习成绩不好，考学自是无望，而下乡在当时又成为一种必然。所以对于未来，心情是十分的困惑和迷茫。不知道个子矮小和瘦弱的我，能否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，也是否能适应农民一样的艰苦生活。曾经的幻想和对未来的希冀，因年幼稚嫩无知，期望值除到极低，到生产队是一定的，但要到一个能吃饱饭的生产队，如能干上个不出力的活就更好了。
毕业时没有离开学校的依依不舍的伤感，却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。几年的学校生活，极左的教育体制铭刻在骨子里的一些印迹，不知道报纸或老师说的那句是真的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是什么？台上虔诚向领袖致礼挥臂万岁，台下开口闭口狠斗私自一闪念，但在利害攸关的时刻，人的本能自私的充分显现无移。家长有地位的，老师频频去家访；领导干部的子女，老师总是安排他们当班干部和上台发言。而平民百姓家的孩子，除了你学习尖子，一般的好事是轮不到你的。还有没完没了写大批判稿，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，形式主义累人又烦人，真的有了种逆反思想，对背语录和写学习心得，从心理上反感和抵触。但到现在回过头来，看毛泽东选集，那些平时里熟悉的语句，经沉思和咀嚼，仿佛在聆听一位哲人的教诲，那些充满哲理和智慧的语句，让人有种茅塞顿开之感。
因为家境不好，所以毕业后我并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一样，扔下书本痛快的去游玩。而是到了一家制瓦厂去打工。第一份工作是在运转的机器下面，用铁钩将压瓦挤压下来的黄泥条捅下来，并且用锹清理出来推走。这是一份别人看来很轻闲的活，但对于那时体力单薄的我来说，跟上机器的节奏，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。我忙的手忙脚乱，汗水如小溪般顺着头发流下，眼睛被汗中的盐杀得睁不开，衣服一会就湿得如水洗般。但犟强的我，仍在挥汗如雨的坚持着。一位姓张的师傅，看我累成那样，心中十分爱怜，不时帮我干一会，让我休息一会。我心中十分感谢激她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难事时，是她向我伸出了友爱之手，这双手虽然粗糙，却让我感谢到是那样的温馨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我又被分配去“跑板”，就是将机器刚压出的瓦，用两根钢筋焊成的两边可插放瓦的特殊车，推送进烘干室。这个工作有一定的技巧性，车的两个把手不能宽于50公分的门，放瓦的车又是又乍又高形，保持平衡要不断的扭动腰肢屁股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门碰破握车的手。
在瓦厂最艰苦的活要算是出窑了，而苦中之苦是出窑头。当时为了多挣点钱，我和一个伙伴总是主动要求去扒窑头，扒一个窑头，可以得半个工。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因为我父亲那时一个月才48元钱，而我一个月可以挣60多元。扒窑头就是在一窑瓦烧到时辰后，先要把两个窑洞口扒开，并将窑口的瓦清理出一些，使窑洞两个口的风能贯通降温，为第二天的出窑做好准备。进入窑里时，要带上口罩和披肩帽，用棉手套去拿烫手的瓦，汗水滴落在窑内的瓦上，一股白烟就蒸发了。窑内空气稀薄灼热，混杂在空气中的粉尘，呛得人喘不上气来。每次出窑都是一次练狱，好在年轻，苦点并不惧怕。睡一觉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那时的文化业余生活，因为粉碎四人帮而变得丰富起来了。夜阑人静，点起有些昏暗的台灯，在文学的殿堂中徜徉，感受着名著和伤痕文学，并用那些或忧或喜的文字，拯救着咫的苦痛烦恼。坐在县城木制的翻板式的椅子上，观看着刚刚解禁不久的一些电影，在那些陈年但对我来说又是新颖的境头里，与主人翁同喜同悲。
1977年，对于我来说是困惑的一年。对人生和前途的彷徨，加之青春期刚刚萌动的人生憧憬和现实的矛盾交织，蜿蜒曲折的心路，佝偻着迷茫和无助。但不能否认，在困惑中我坚持下来了，在迷惘不如意中我抬起头了。
困惑的过程，如残缺的月，流浪的风，虽然不完美，但却因思想的光辉而变得诗情画意。